对公共财产规范的修改表明修宪者对公共财产认识上的变化以及所欲实现规范目的的不同。
加强政府立法与人大立法的协同衔接。完善民族工作法律制度。
经过充分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司法部、起草部门应当及时按程序上报并提出工作建议。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对于其他正在研究但未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的立法项目，由有关部门继续研究论证。要坚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不断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立法工作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取得新成效。在重要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审议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应当对落实党的领导要求作出说明。
二、拟审议的行政法规草案（17件）1.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中国人民银行起草）2.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司法部、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起草）3.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市场监管总局起草）4.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起草）5.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修订）（国家密码局起草）6.档案法实施办法（修订）（国家档案局起草）7.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8.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国家网信办起草）9.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修订）（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起草）10.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起草）11.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国家卫生健康委起草）12.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13.节约用水条例（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14.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国家网信办组织起草）15.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起草）16.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外交部起草）17.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交通运输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起草）预备制定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务院关于反走私综合治理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预备修订道路运输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城市供水条例、全民健身条例、反兴奋剂条例、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对外使用国徽图案的办法。在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另一种并不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主体之间，而是由规范或法律规定谁有权做什么。
因此可以说，前一种法律是以间接的方式控制、引导、计划人们的生活的，而后一种法律让人们能直接控制、引导、计划自己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会主动将这种法律适用于自身，是因为这会带来巨大而特别的法律便利。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9页。[6]参见陈景辉：《法学性质争议的历史——评舒国滢著〈法学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69-170页。尤其当某些自主控制、引导、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受到威胁时，公法必须提供有效的补救和保护。
[16]为行文简洁，以下如无特别注明，法学就是应用法学的简称。由于理论法学的双重虚弱性，数字法学也必然是虚弱的。
这是因为，即使D并未发生改变，以下争议仍会普遍存在：某些内容是否应当属于特定部门法？或者，某些通常被归属于d1的内容，是否其实本来应归属于d2？这些都是解释性的议题，也时常出现于日常法律实践中。[43]这也说明了为何课予义务的法律只能实现法律的次要功能，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实施授予权力之法律的结果。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9-32.[60]拉兹从法律作为制度化体系这一看法出发，通过分析规范创设（norm-creating）、规范适用（norm -applying）与规范执行（norm-enforcing），得出了类似的看法。[6]就此而言，比较对罗马法的研究与对《唐律疏议》的研究，法学者普遍会认为前者明显更加重要，但历史学者通常并不这样看，他们甚至会因为那是本国史，从而认为后者更重要。
[57]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8-1199页。See Tarunabh Khaitan Sandy Steel, Areas of Law: Three Questions in Special Jurisprudenc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43, No.1(2023), p.82.[33]例如，民法学者经常区分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并认为由于民法主要由行为规范组成，所以民法是独特的法律部门。道理非常简单，所有的理论法学都不能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这件事情跟能力没关系，而跟其本身的性质有关系。[65]与之相对，可将广义行政法的其他内容称为具体行政法或任务型行政法，[66]因为它们通常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拥有并行使特定的行政权力的，这些任务主要涉及经济管理、社会公益、环境保护等等具体事项，于是也就分别有了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具体法律部门。
一个很容易出现的推论是：只要将部门法基本框架修正为D，那么d1、 d2、 d3……将丧失原有的部门法地位。[57]我的这个看法并没发生改变，不过此处我要提供一个更加实质的理由，以说明宪法与其他公法的联系和区别，这需要重新回到关于法律性质的讨论。
然而，对于授予权力的法律而言，无法用服从或不服从的字眼，来恰当表达行动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因此，旧题新问的意思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数字法学[1]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某某法学，其实不过是某种旧问题的新问法而已，就像三四十年前的经济法学，或者十几二十年前的社会法学与环境法学。
六、结论就像文章一开始所说的，虽然问题由数字法学引出，问题的答案却关系到部门法的划分，尤其是公私法划分这个非常传统的法学问题。我相信，以上这个复杂态度才是很多人心中的真实想法，因此划分标准其实主要被用于后一种分类，而不是公私法的划分。聪明的读者应当已经发现，文中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在讨论授予公权力的法律时，只提到了涉及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法律，[58]明显遗漏了授予行政权的法律，[59]并且毫无疑问，这种法律是典型的公法。因此，除了结为一体的实在法体系，实在法理论同样有能力在不改变实在法规定的基础上，吸收很多看似无解的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理论法学以应用法学为对象，而应用法学以实在法为对象。但对于关于行政权的法律而言，尽管它如同规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法律一样，无疑也是授予权力的法律，但是它不能如同这两类法律一样，无法使用服从与不服从来描述行动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公私法划分是必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使得它无法被否认？那些经常被认为兼具二者属性的公私混合法难道根本不存在吗？你是不是在掩耳盗铃，选择性地无视真实法律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现实？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这部分的任务。一方面，在实践上，理论法学仍会透过应用法学，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因此它即使并不以实在法为对象，但仍足以被视为一种法学。
这个定义本身并不重要，同一实在法体系上是否会存在多种不同的实在法理论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实在法理论都会使得对实在法的理解有别于它的表面意义。如果这就是部门法划分的结论，那么无论数字化这件事情有多重要，都不足以支持数字法学拥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它是否会影响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框架，因为能否成为一个部门法（学），只取决于法律复合体是否已经这样认为的简单事实。
如前所述，课予义务的法律会通过施加制裁的方式，禁止某种行为发生。[49]虽然同样是授权，以上说法却不适用于授予公权力的法律。
[25]如果你认为法和法体系是互换性概念，那么其实就只有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两个要素，不过这并不是文章的关键。但这有些联想过度了，因为除了部门法划分，实在法体系及实在法理论还需要处理其他的重要问题。这个性质并不为理论法学所共享。或者以下这个复杂表述更清楚：即使实在法（规定或体系）未发生改变，但只要实在法理论出现变化，该法的意义就会有所不同。
三、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有意义吗？既然数字法学一定是应用法学的内部话题，且应用法学必然是由部门法学组成的，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可能性一，数字法学只是特定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就像婚姻法学，它只是民法学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授予公权力的法律可以是承认规则、审判规则和改变规则，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只能是改变规则，但它们都属于同样性质的次级规则。
然而，和所有单纯的分类标准一样，它肯定无法做到穷尽性分类，所以一定会面对严峻的质疑，无论是调整对象还是调整方法肯定都无法避免尴尬。这样一来，所有具体的应用法学，都可以被分解为对象+理论两个部分，且前一部分指的就是特定部门法或实在法。
[54]既然公私法划分不仅仅是价值上的要求，更是概念上的要求，那么该怎样面对不断涌现的公私混合法，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以及关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等等？无论怎样统一称呼这种法律，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它们针对的是私主体之间的行动。[3]甚至可能特殊到存在国际法是不是法这一疑问。
因此，数字法学还是构成了真正的挑战，以至于实在法要作出彻底的改变才行？我不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因为所有无法被上述三者合理解决的真正挑战，实际上已经不再处于应用法学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一切必将发生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外。刚才这些不过是我的个人揣测，根本不是有牢固基础的可靠认知？思考以下这点，你可能会彻底改变想法：无论是调整对象这个主要标准，还是调整方法这个次要标准，它们都是等待填充具体内容的空洞概念。这个挑战非常彻底，尽管它经常打扮得比较温和：公私法二分当然需要维持，但是……。[19]这当然也需要满足刑法上有利追溯之类的特殊规定，因为追溯仍然需要该草案变成已经生效的新法。
一个非常明显的理由是：某些法学学科划分的结果，虽然不存在部门法划分上的根据，却被视为法学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47]进而，这些规则使得人们拥有了某些法律权力，他们成为私领域的立法者，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他们就只是义务的承担者。
你看到刚才的文字时，应该立刻就会明白，这是有计划的搁置，而不是真正的漏掉，因为我需要等待讨论时机的成熟。由于理论法学是针对应用法学的，所以它既不直接参与法律实践，也不直接影响法律结果，[5]而是透过应用法学间接地发挥作用。
四、公私法划分为什么是必然的？看到刚才的内容和这部分的题目，很多读者可能会说我又在挑战直觉，因为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很难接受社会事实这种说法，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同意公私法的划分只是特定法律文化中的事实。如前所述，授予权力的法律承担的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即它们并不针对违法等体系失灵情形提供救济，而是要在广大范围内控制、引导和计划我们的生活。